“喂，是老杨吗？那个‘帮’的问题解决了！”听到电话另一头，陈锡联激动的声音，杨勇不禁愣了一下，追问陈锡联：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？”

“就是我在新疆和你说的那四个人的问题彻底解决了，明白了吗？都抓了！”陈锡联激动得重复道。杨勇顿时明白过来，挂了电话之后，杨勇高兴地哼起了“洪湖水浪打浪”。

自从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之后，杨勇先是莫名其妙被抓了起来，之后又被转移到了石家庄农场。由于不慎摔断了腿，周总理得知后派专机将他接回了北京治病。在杨得志的邀请下，杨勇去了青岛疗养。

没有职务，没有工作，杨勇只能每天闲着，和家里人打打牌，散散步。尽管生活悠闲，但杨勇的心一颗都没有闲下来，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，为党和国家的未来而忧心。

1972年陈毅追悼会之后，一大批老干部被“解放”。在周总理的关心之下，杨勇前往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，结果只待了半年时间，杨勇又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，这一待就待了四年。

十年来，杨勇辗转各地，如今问题已经彻底解决，又怎能不让杨勇感到高兴。

由于新疆地域广阔，部队的领导同志集中在一起不容易，因此在接到陈锡联电话的当天晚上，趁着军区常委会还没开完，杨勇宣布提前结束会议，并强调无论什么人的命令，不通过他本人，一律不准动用部队。

五天之后，杨勇奉命进京参加打招呼会，让杨勇奇怪的是，会议中基本没提怎么揭批那四个人，却强调继续“批邓”。回到新疆之后，杨勇发现新疆的工作重点也和中央的步调一致，因此，杨勇让秘书打电话给中办询问请示。

很快，中办给予了杨勇准确的答复，新疆的工作重点也转到了揭批那四个人上。

尽管新疆的工作重点已经明确，但在北京仍有不少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声音。杨勇听说之后，决到南方度假，他要趁机到外面走一走，和一些负责的同志商量，让邓小平快一点出来工作。

要想说服大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，既不能范围太小，也不能召集公开会议，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造舆论工作。

把新疆的事情安排好之后，杨勇先去了北京。罗瑞卿听说杨勇要到南方去，也要跟着一块去，两个人商量好之后，向陈锡联要了一架专机，和韩先楚一起三个人飞往武汉。

在武汉待了十多天的时间，杨勇和罗瑞卿飞往广州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听说杨勇来了，专门在家中设宴请杨勇一家来吃饭。

在南方待的这几个月，潮湿的天气让杨勇的腿伤隐隐作痛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杨勇都拄着拐杖东奔西走。当杨勇拄着拐杖来到许世友家的时候，许世友假装严肃地问他：

“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老？”

说完，两个人便哈哈大笑起来。其实，许世友和杨勇已经是老相识，两个人只要有机会凑在一起，总要开开玩笑，打打闹闹。而且许世比杨勇的年纪大，他可不管杨勇是不是腿上有伤，总之不能在自己面前充老头。

许世友请客向来都是家常菜，用的盘子都比平常人家的要大上许多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茅台酒。可惜杨勇在60年代得了过敏性肠炎，不能喝酒，许世友也不劝酒：

“你不喝，我喝。”

两个老朋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，听杨勇讲述了这些年来的遭遇，和这几个月为邓小平奔走的经历，许世友告诉杨勇，我的部队都拉到山上去了，野营拉练。意思是没问题，我支持你。

在许世友的帮助下，杨勇和罗瑞卿与广州的一些老同志座谈，大家都提出了尽快让邓小平出来的想法。随后，杨勇和罗瑞卿一起走访了汕头、湛江等地，送走了罗瑞卿，杨勇还在海南过了春节。

在海南逗留了一段时间，杨勇又进入了工作状态，综合了这些日子搜集到的情况，杨勇向叶剑英反映了他和罗瑞卿的意见，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，请邓小平出来工作。

不久，杨勇赶回北京参加工作会议，并前往西山看望了邓小平。在所有的中央领导中，杨勇只有在邓小平面前最无拘无束，而且杨勇出于对邓小平的尊重，一直以来都称呼他为“邓政委”。

早在红军时期，杨勇就对邓小平有所耳闻，而邓小平也对杨勇印象深刻，但当时二人的接触并不多。一直到抗战胜利结束后，杨勇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。在邓小平的领导下，杨勇率部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，深受邓小平的好评。

1947年，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杨勇率部到达大别山之后，转战江淮逐鹿中原，并在淮海战役中参与阻击违建黄维兵团，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中野改为二野，刘伯承任司令员，邓小平任政委。在酝酿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人选时，杨勇本不是作战指挥的最佳人选，但由于杨勇更加善于团结同志，让邓小平拍板选定了他。

抗美援朝回国之后，杨勇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，而邓小平已经调到中央工作，二人也多有交往。十年政治风暴期间，邓小平第二次遭到冲击后，杨勇始终秉持“要按中央文件办”的原则，坚决抵制“批邓”，顶住了新疆的“批邓”压力。

那一段时间，杨勇在新疆军区召开过21次军区常委会，但没有一次和“批邓”有关。期间，杨勇曾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同志说：“打倒小平同志，我想不通。”

开放是相互的，中国5G建设对诺基亚、爱立信等欧洲企业始终保持开放，从未将其视为安全威胁。德方此举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视，严重损害双方互信，也将影响中欧未来在相关领域的合作。德方在北约华盛顿峰会召开之际宣布相关决定，更令中方严重质疑其决策的独立性。

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，杨勇回到了新疆，不久中央通知他准备率团访问朝鲜。在出国前，杨勇再次找到罗瑞卿，两个人关在房间里，继续商谈如何让邓小平出来工作。

原本杨勇准备回国之后再去看望邓小平，但王尚荣建议还是走之前去好，万一朝鲜的同志问起来，他也好答复。就这样，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，杨勇两次看望邓小平，对邓小平的身体情况也做到了心中有数。

到了朝鲜之后，在与金日成等领导人的谈话中，朝方专门提到了邓小平何时出来工作的问题。金日成表示，自己见过邓小平多次，他有能力，政治上很强。

回国之后，杨勇在向中央的报告中，专门将朝方对邓小平关心的问题写了进去。

因为留在北京开会，杨勇第三次看望了邓小平。在之后召开得十届三中全会上，大家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，紧接着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，邓小平当选中央副主席。

杨勇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近一年多时间的奔走，终于有了结果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水新营.邓小平和杨勇的将帅情[J].世纪风采,2018(04):8-12.

[2]舒云著. 杨勇上将. 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5.05.

[3]何平编. 共和国名将的生前死后. 北京：团结出版社, 1993.04.

[4]江天著. 邓小平与共和国将帅. 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按月配资股票配资, 1998.01.